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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哲学核心是“仁”。在《论话》中,“仁”以不同的面目,在不同的背景下出现了无数次。这些闪烁不定的面容并不是因为孔子的“仁”没有“一以贯之”的主旨,而恰恰说明了“仁”内涵的丰富。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颜回问“仁”,孔子答曰“克己”,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解释说,尽自己的力量去办事叫忠,推己及人叫恕。这样看来,孔子的“仁”,也就是从人我双方立论,相当于我们今天常说的“人类共存意识”吧。
“仁”的内涵里,主要的两方面就是“忠”和“恕”。有了这个“忠”,就会有足够的自我约束;有了这个“恕”,就会有足够的对别人的宽容。这个顶重要了。孟子后来讲“仁”,就不大讲“恕”了,这就一步一步走向专制。孟子就没有孔子可爱。当然,孔子的“仁”,不仅仅是指一个人应当具有的人格境界,而且还应该是一个社会政治应当具有的政治理念。是公理,是正义。因而,在非常时刻应当“杀身以成仁”,而决不能”求生以害仁”。他自己一生,倡导“仁”,实践“仁”,修自身为“仁”,又要改造社会政治为“仁”。修自身成“仁”,他是做到了,改造社会政治为“仁”,他失败了。但他“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何曾有—丝—毫的媚俗之态!他正大光明,磊磊落落,他一意孤行,坦坦荡荡。
他亦知道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关键在于做!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了他在未来的影响,所以他要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榜样,以自己的生命之汁点亮一盏明灯,使后世一切以各种借口逃避伦理责任的行为无所遁形。——既然他已经在知其不可的情形下做了,而且做得如此艰苦,如此卓绝,如此寂寞,又如此轰轰烈烈,如此失败,又如此辉煌灿烂。因失败而辉煌,我以为这是古典悲剧的基本定律,不失败何以感人心?不辉煌何以长人志?但这失败必须是大失败,必须是必然的失败,是自由在逻辑面前的失败,是个人意志在历史规律面前的失败,而且必须是主人公已经预知的失败。他已经预先知道结局了,但高傲的心性使他无法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古典悲剧中,生命的投入是人格成就的最后一道工序,如干将莫邪之铸剑,最后必以自身的血肉之躯投入熔炉,用自己的血光赋予宝剑以阳刚杀气。
孔子的“得其真传”的弟子曾参,有一段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无法不为这句话而感动,虽然我已经被那些最靠近话筒,因而最有发言权的某些人的这个“后”那个“后后”,还有什么“解构”,解构得没有什么完整的心智了。曾子的这段话包含着两个推论,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译成问答句:士为什么要弘大坚定?因为他们任重道远。为什么说他们任重?因为他们是把仁当作自己的人生责任的;又为什么道远?因为他们除非死掉,不然就不能卸下这副担子。这就是自讨苦吃式的崇高。我上文说,让人尊敬是有条件的,不能因为你读了不少书,甚至读了不少洋文书,知道各种主义,就能受人尊敬。你还得有所承担。孔子及其弟子们,在那么—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担当道义是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甚至无法摆脱的宿命了,就已经知道执行文化批判而不是文化媚俗文化献媚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了,他们怎能不伟大,又怎能不为这伟大而颠沛,造次!
那些冷了心肠的隐士讽刺孔子,还有些愤世嫉俗的道理。而下面这位“丈人”对孔子的批评就莫名其妙了: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耘)。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
子路曰:“不仕无义。……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一段中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后来成为不少人批评孔子的口实。是的,在一个小农意识很浓厚的国家里,这种情形较易发生,并且较易引来阵阵喝彩。甚至人们还能这样想:你孔子四肢不勤劳,五谷分不清,你连一个农夫都比不上。这种说法会引来更多的喝彩,因为很多人一下子从孔子的缺点中找回了自己的自信心。——但我要说,这种批评的荒谬性太明显了。在春秋后期,我们缺少一位农夫吗?减少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增添一名普通的农夫,我们就是这样算账的吗?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会因此更加辉煌灿烂吗?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就会更加文明吗?
另外,我们民族在那个时代连养活一位像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的经济能力都没有,还必须让他自己去耕种自存吗?或者,我们这个民族连给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都不愿意,而必欲使之和农夫一样才心满意足吗?这些问法可以换成现代式的:我们必须分给陈景润一块自留地,由他自己播种,收获,磨粉,蒸馒头,吃下去,然后再去桌子边求证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吗?如果不是这样,他即使证出了1+2,由于他不会蒸馒头,于是我们就可以鄙夷他连一个馒头师傅都不如吗?我的这种问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二十多年前,我们就这么干过。否则,要办那么多的“干校”干什么?
樊迟问稼问为圃,孔子怒不可遏,甚至在背后骂他是“小人”。又有不少人说这是孔子轻视体力劳动,现在的某些大学教材上就有这种说法。这种批评也太师心自用了。问如何种菜种小麦,需要问孔子吗?孔子的回答:“我不如老农民,我不如老菜农”,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樊迟要学这些,你何必到我这儿来?你去问老农即是。要学腌泡菜蒸馒头切土豆丝,需要去中科院生问博士生导师吗?
以上的问题还在于,培养一个老农易,至少在孔子那时,还不提倡科学种田时是这样。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农业技术学校,但遍地是老农在种麦子种大头菜。培养一个知识分子就难了。孔子的时代,传播知识,提高人口素质,似乎比自己去亲自参加劳动更迫切。所以,孔子的这些言行,与轻视体力劳动如何扯得上。这一位“植其杖而芸(耘)”的“丈人”,耘来耘去,也就那一亩二分地,所养活的,不过就是他自己及家人。这又如何能与孔子比呢?他自己的言行能够传留后世,还是沾的孔子的光呢。孔子所耘的是什么荒?是文化之荒!所培养的是什么苗?是文化之苗!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云: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孔子所给予我们这个民族的,甚至全世界的,又如何能估量?又如何是小农思想满脑子的人所能理喻、所能批评的?
所以,上述的那些对孔子的批评,让我联想到今天一些人对鲁迅的批评,以及他们莫名其妙的对于鲁迅的优胜感。鲁迅的某些缺点确实让某些人孱弱的心性得到一种自信的证明。但他们对于鲁迅的批评,恰像旧时代老爷家中感觉很幸福从而很温柔的小妾,对现代独身女性的批评;又好比是青铜时代贵族几案上的玲珑的酒器或床底下温静的溺器,对铁器时代绿林好汉手中青锋长剑的批评。
我对古代的隐士评价不高。相应的,我对现代的周作人及其鼓吹者们也心存怀疑。我认为,一个人,比如这几年“告别鲁迅”而麋集到周作人羽翼下的一些人,他在这个社会里占有了比别人好—些的地位、财富、机会,使他能上大学读书,能明理,他理应对这个社会有所回报,有所补偿。按我们现在的大学招生数和报考数,有一个上大学的,就必至少有一个或更多上不了大学的。这种回报与补偿就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出来,使这个社会有所进步,人们的幸福能有所增进。也就是说,他的知识应该有益于社会,而不是把这种知识当成自己的文雅的小妾。我在一篇文章里,就认为周作人是把他的学识当小妾,只让她陪自己喝茶谈玄。而如果把知识当作取媚权力的手段,就更等而下之了。另一方面,出于某种自私的目的,掩盖自己的智慧,就是对社会的背叛;隐匿自己的发现,就是对社会的犯罪——当然,这种行为在专制社会里可能是迫不得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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