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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学而优则仕”成为许多人固有观念,不少人认为,努力读书就是为“走仕途”,这种“思路”也在向高校蔓延:据报道,某媒体记者梳理116所“211工程”高校,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卸任的校长履历,发现共有49名校长卸任后,曾担任党政机关、军队、科协、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
虽然说大学“去行政化”的口号喊了好些年,但碍于一些现实问题,大学行政化目前尚未有所减退趋势。“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姜耀东曾直言:“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长久以来,高校校长有级别,大家都想当官,谁还愿意安心做研究?困扰中国社会的“钱学森之问”,又该如何去解决?
一直以来,高校行政化被视为阻碍中国高校发展的毒瘤,一些高校也有过去行政化的探索,但却并不成功。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在深圳一所大学,一个处长职位有40个教授去竞争;河南某所大学一个科级办公室主任及各科级干部岗位,竞聘者中不乏博士……上个月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著名的“根叔”在卸任演讲上表示,如今大学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
我国有大学行政化传统,并一直处于行政管理之下,所谓“受尽十年寒窗苦,求取功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人民教育家蔡元培曾立志要把大学变成做学问的一方净土。他曾说,“读书不是为做官而来,而是为研究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才的学问家。”
但这种改革确实很难,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官本位”永远高于学术,取消相关单位的行政级别绝非易事。
五年前,朱清时被聘任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上任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要力争把南科大打造成“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时间一晃过去,南科大这块试验收获如何,说不清楚。不过,当面对朱校长在卸任时一大串“不方便说”,已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这一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国家督学、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曾表示,中国大学的官场化屏蔽了大学的本质,大学应该是自由的天堂、智慧的圣殿、创造的摇篮。中国大学去行政化难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干部制度改革,难在官本位体制和观念的废止。靠大学自身去行政化,永远去不了。
所以,大学去行政化不是高校“独角戏”,也不是指去掉高校的行政级别,而是政府必须要简政放权,减少行政约束和干扰,强化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保障高校的自主办学权。
摒弃官本位,让学校回归学术和教育,让高等教育返璞归真也一直是社会各界的期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早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提出,“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去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并将于3月1日起实施。《规程》对高校学术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及运行等重要问题分别作了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国家规范,首次明确了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学术组织体系中的最高学术机构定位。
总之,高校去行政化之路不会一帆风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是个艰难的过程。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去行政化并不只是校领导级别取消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校的行政权、学术权重新配置的问题。真的要推行改革,首先要统一布局,知道怎么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大学章程,建立合理制度,这个很重要;另外,要真正改变现在教育部门的行政思维;第三,要真正建立在学校里落实教师和学生权利的组织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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