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法论上超越西方民族学

研招新闻来源：人民日报 2018-04-02　

从世界观和根本立场的角度来看，国际民族学界历来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西方民族学两大体系。在民族学创建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一直受到一些西方政府和西方主流民族学界的排斥。西方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之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尖锐冲突。在对人类社会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观察与分析上、在资料的利用上，二者有较多相通之处。但由于世界观和根本立场截然不同，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解释上、在方法论即哲学角度的思维方式上，二者有着明显差别。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民族学研究出现了一场巨大危机，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论的诘难和否定。后现代主义认为：个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是被自己个体化了的世界，任何人对某一社会或者文化的理解都是主观的，永无可能实现客观认知，因此不可能得出带有规律性的正确结论。如果事实的确如此，对于民族学来说就无异于末世降临。近几十年来，虽然西方传统民族学研究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但否定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出现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以西方主客分离的传统哲学思想为指导的民族学研究方法论存在先天缺陷。西方近代哲学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归根到底是人类理性的进步，人类通过抽象推理可以获得事物及其结构的知识乃至宇宙真理。正如其代表人物笛卡尔所说，凡是在理性上看来清楚明白的就是真的。理性主义促进了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文明发展，但由于它坚持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片面强调理性的价值，对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因而明显忽略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在理性主义的推动下，20世纪初，西方学界把自然科学方法广泛应用于包括民族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追求方法论层面的“客观”“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总结出不少如自然科学一般的定理和规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片面强调理性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套用自然科学的“理性”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得出的很多结论被证明不够科学、不够真实，也不够客观。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人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用自然科学对待物的方法去研究和改造由能动的人所组成的人类社会，必然会出现很多谬误甚至灾难性后果，并导致人的异化。异化的人会迷失自我、为物所役，走入庄子所说“物役”“物累”甚至“殉物”的境地。正是由于方法论存在先天缺陷，西方传统民族学研究陷入困境，也为后现代主义对其展开批判提供了充足理由。

然而，后现代主义民族学者所提出的阐释民族学，并没有把西方民族学带出困境。阐释民族学认为，民族学研究只能对各种微观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细致的描述、翻译和具体注释，不可能进行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归纳，因而反对普遍真理和规律的存在。这种学术思想，一方面矮化了民族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仍未走出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桎梏。

西方民族学发展陷入困境的事实说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学术研究就没有生命力。当前，加快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完善和创新民族学方法论，超越西方民族学的方法论困境，既是我国民族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也能为国际民族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进而引领国际民族学研究走出低潮。完善和创新民族学方法论，首先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理解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认识运动过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推动民族学方法论创新;其次应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等哲学思想，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智慧解决当代民族学研究中的问题。

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和创新民族学方法论：一是在研究视角上树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动态整体观，重视国际、族际、阶层之间关系的研究，重视从整体角度研究各种社会现象，重视历史角度的研究。二是对研究对象开展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采用集体调查、合作研究等方式，而非西方民族学者那种“孤独闯荡者”“寂寞地探索”的研究方式，以尽可能减少片面性。三是从人既是社会存在又是自然存在、既是社会主体又是自然主体的认识出发，重视开展人性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研究等，重视研究和解决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四是挖掘我国传统民族学文献的现代价值，这些古代文献多是在我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对世界的解读，可以丰富当代民族学理论，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

从20世纪初民族学传入我国到现在，经过多年本土化实践，我国民族学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本土化应用、重视历史文献、重视边疆和少数民族研究、重视实证性社区研究的特点。可以预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掘并弘扬我国“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等优秀传统文化，我国民族学一定能够超越西方民族学的方法论困境，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学发展道路，并带动国际民族学研究走向更高境界。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