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科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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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著名科学家”是一个要求颇为苛刻的标签。近现代以来，中国能够当得起这个称谓的人凤毛麟角。

最近适逢国际劳动妇女节，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请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几位专家帮助梳理了何泽慧、陆婉珍等“女性著名科学家”如何应对性别、学术和社会交往等问题的成功经验，希望能够在提倡“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对从事科技工作的女性有所启发。

“我自己去找德国军事专家的老祖宗去”

不少女性在考虑是否要走科学这条道路之前，首先要闯过性别关。

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说男女在各行各业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将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期——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泽慧和石油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婉珍出生的年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则更低。

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她们不但需要自己内心坚定、争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有和反对声音据理力争的勇气。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编委会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张藜分析说，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自主、独立意识的增强为女性走上科学道路打下了基础。

同时，开明、男女平等的家风和雄厚的财力在当时是女性得以获得优良教育的另一块重要基石。在这一点上，两位女科学家有着极为相似的背景。何泽慧的父母出自官宦望族，而陆婉珍则出生于书香世家。

尽管拥有家庭方面的天然优势，她们还是需要异于常人的勇气去争取学习机会。例如，何泽慧在早年的求学之路上，就两次险些因为性别问题被导师拒之门外。

第一次是考大学时。清华大学1928年开始招收女生，何泽慧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她同级的28个物理系新生中有8名女生，但当时的系主任叶企孙主张“女生一个不要”。《何泽慧传》的作者、科学史专家刘晓推测，或许叶企孙是觉得女生学物理比较难，而且物理系的毕业生将来有可能要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工作。

“但她就是不服输，坚持争取，她性格中有很积极的一面。”刘晓用3年时间收集了与何泽慧有关的翔实资料，撰写成书。

在得知可能被劝到其他系之后，何泽慧“挺身而出”和女同学们一起据理力争：“你们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一个性别条件?你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啊?”最后，系里只好同意她们先试读一学期。

经过几轮淘汰，最初的28名新生只剩下10人，何泽慧是胜利者之一。但没想到，相似的一幕竟然在她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时重演了。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何泽慧的同级同学，包括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都被老师引荐到可以为“抗日报国”作贡献的南京兵工署等单位工作，但女生似乎不在考虑范围。

选择留学德国的何泽慧一定要争口气。“兵工署不要我们，我自己去找德国军事专家的老祖宗去!”刘晓在书中解释道，这位“老祖宗”就是德国军事专家克兰茨教授——现代弹道学的开创者、“兵工署”的顾问，当时帮助中国筹建了弹道研究所。

一心想救国的何泽慧坚持要学习实验弹道学，请求克兰茨教授接收她，但被拒绝了——弹道专业此前从未收过外国学生，更没有收过女生。

何泽慧穷追不舍。她对克兰茨说：“你可以到中国来当兵工署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 克兰茨教授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同意她先以旁听生的身份试试。第一学期结束后，何泽慧便转成了正式学生。

她在追求女性平权的道路上又胜利了。

当时社会相对封建，时局动荡，这些人要在“科学家”前面加上“女性”二字，颇需要些勇气。其实，如果把时间的指针拨到今天，女性在从事科技工作中仍有不便之处，在某些专业选择上会面临性别的阻碍。

但实际上，女性科技工作者在承担某些性质的工作中已经显现出了优于男性的特点，张藜从这些老一辈女科学家身上看到，女性在从事实验科学时或许更加出色，“因为女性的自然特质中往往拥有更长久的专注度、更持久的耐力和更大的韧性”。

科学救国：当时精英阶层的价值取向

过了性别关之后，若还要在“科学家”之前加上“著名”二字，则是更大的挑战：一方面，需要有指引某领域科学发展方向的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有服务全局的胸襟。如果说前者是技术问题，后者则是意识问题。

“当时家庭条件较好的青年学子致力于科学救国，反映出了精英阶层的价值取向。” 这是刘晓遍览老一辈科学家的成长经历后得出的观点。何泽慧和陆婉珍都符合这一情况。

何泽慧的父亲何澄曾亲历八国联军侵华，愤而留学日本。他曾说：“若想中国人不受外国欺负，必须把外国的强项学到手，我就是倾尽家资也要送你们出去。”

陆婉珍的父亲陆绍云从小目睹国家贫穷落后，加之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一早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后来也远赴日本，学习纺织技术。

父辈为了民族富强、国家兴旺所作出的努力深深印在年幼的何泽慧和陆婉珍心里。数十年后她们成为大科学家，有人问最初是什么让她们对科学产生的兴趣，陆婉珍回答：“大部分是由于科学救国的思潮。” 何泽慧则率真地回答说：“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时候就是为国家……”

爱国和有社会担当是彼时成为大科学家的必备条件。但仅有爱国之心是不够的，她们还需要“静默地想救国的方法”——这是何泽慧17岁时经历日本侵华的感悟，也是诸如她一样的救国科学家们奉行一生的行为准则。

为救国，这些“不起眼的小女孩”都选择去啃科研硬骨头。

何泽慧在德国克兰茨教授麾下于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而后前往法国与丈夫钱三强会合，共同在居里夫妇的实验室工作;比何泽慧小10岁的陆婉珍在美国知名化学家希斯勒教授指导下于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与石油化工学家闵恩泽结为伉俪，并供职于一家著名的精制玉米公司。

尽管她们已经在国外获得了相对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救国之心从不敢忘。钱三强曾说：“正是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回去改变她的面貌。”

抱着这样的信念，1948年，何泽慧和钱三强夫妇登上了从法国出发的轮船，回国后创建了我国首个原子学研究所，双双成为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奠基人。

1955年陆婉珍和闵恩泽夫妇也登上了从美国出发的轮船，随后创建了我国首个石油炼制工业研究所，开了我国油品分析技术的先河。

除了白手起家、勇于创新，这两位女科学家还对科技发展趋势具备敏锐的嗅觉和准确的判断力。例如，何泽慧的研究重心从原子核物理、原子能，到中子核物理，再到宇宙线，始终站在我国核物理研究中最迫切需要、也最关键的一线。而陆婉珍早年坚持研究的不被学界看好的近红外光谱油品分析技术如今竟有愈来愈热门之势。

“人不要被物降住，要学会与自己和解”

褚小立是陆婉珍的学生，曾跟随她学习工作近20年。陆婉珍亦师亦母的教育让褚小立印象深刻，其中最常被他记起的一句话是：“人不要被物降住。”

尽管陆婉珍家境殷实，但她从小恪守俭朴的习惯。加之幼时受祖母淡然生活态度的熏陶，似乎从没有什么事能够打乱她的心绪，对于物质生活，更是要求极低。

在褚小立的记忆里，陆婉珍每年冬天的打扮都一样：一件深蓝色呢子大衣、一顶棕色的帽子和一条毛围巾。这身衣服她至少穿了20年。

听说有女学生出门不知道该穿哪双鞋时，陆婉珍便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准备两双鞋，在家穿一双，出门穿一双不就行了?人不能被物降住，物应该为人所用。”

陆婉珍认为人生在世要处理好三级关系：最低级别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级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最高级的关系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我们最终要学会与自己和解”。

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追求。不管外界有什么声音，陆婉珍向来都在自己的路上走得平静而坚定。刚开始研究近红外光谱油品分析法时，学界有不少反对的声音，陆婉珍不和任何人争辩，只是安静地做研究。但褚小立听了心里不舒服，跑去找陆婉珍诉说。

“这有什么呀?你是卖萝卜的，他是卖白菜的，卖什么吆喝什么呗!” 陆婉珍一句话就把褚小立的心稳住了。

“独立自主是这些女科学家的共性。” 张藜说。在当时以女性身份扛起科学救国的重任，内心坚定的岂止陆婉珍一人。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陆婉珍和何泽慧单纯、平和地度过了干校时光。

传记中写道，谈及挑煤的活儿，陆婉珍总会骄傲地说：“我很有本事，我个儿大，有力气，会掌握平衡。修厕所是项技术活，我也做得可以。”

何泽慧似乎比陆婉珍还要乐观，由于“身体老弱”，她只领取了敲钟、看场等任务，她竟然像在科学实验室测算数据一样将敲钟时间计算得分秒不差，最后所有人都用这个时间来对表。其间她还顺便自制仪器在荒郊野地里完成了对贝内特彗星的观测。

但她们心里还是挂念着被迫中断的科研工作。一回京，她们便又投入到了各自的科研一线中。

在科学史专家刘晓看来，这些科学家早期完整的、长期的教育和科研经历，已经使她们获得了饱满而坚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她们心中的追求，风风雨雨都难以撼动。

事实上，她们的人生信条早已被锁定，正如居里夫人给何泽慧和钱三强的临别赠言所说：“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