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研究生“老板制”培养模式需分散导师权力

研招新闻来源：界面新闻 2018-01-19　

西安交大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在2017年的圣诞节当天在灞河溺亡，令人感慨唏嘘，其女友及身边的朋友将事件归因于其导师的压榨和管制，由于缺乏权威第三方的调查，真相也就不得而知。人们继续以此为依据对本已为业界内外诟病的中国研究生培养制度、高校体制，甚至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进行形而上学的判断。

事实上，从整个现代教育体制来说，东亚包括日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均仿制的是美国单轨制教育体系，整体大同小异，差异均在细节上。也因此，在中国大陆高校存在的主要问题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均有类似案例，最大的区别可能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在研究生培养制度方面，中国也亦步亦趋的仿效美国的“老板制”培养模式，记得当年最先被公开称呼为“老板”的是现已从政的北大某著名年轻海归教授。自那时起，老板就成了研究生导师的合理称呼和行为指导准则。在杨宝德事件前两个月美国犹他大学刚发生了读了7年博士发了6篇文章的中国博士生唐晓琳失联死亡事件，舆论同样指出问题出在了不肯让其毕业的“老板式”导师身上。据说这位美国导师的老板化教学科研模式还是以夫妻老婆店的形式更上一层楼。

这种“老板制”培养模式在中国特色市场化进程中与本土的学徒文化传统融合很快表现出研究生培养的“中国模式”。这种特殊模式本质上与有教无类这类充满道德和情怀的词是相矛盾的，也因此，一些“老板制”导师在招收学生方面遵循的模式是要么学生出身贫寒，能做家务能写文章，这类学生名额少竞争激烈;要么学生出身官宦，能够带来一定资源，如人脉和经费等，这类学生起步在副处级;再有就是出身商贾的学生，能够满足导师对商业方面的好奇心和需求，这类学生主要看忽悠;最不济就是招个外国学生，在某些特殊场合如春晚般表演外国人说相声等曲艺杂耍满足导师走向国际的虚荣心，这类学生要求尽量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

后三种学生无论你有什么高古的初心和情怀，自入师门第一天起就被定位在非学术用途，如果想跻身学术就要付出比第一类学生更多的学术研究精力外加非学术定位资源。

这种招生模式其实自古有之，从至圣先师孔子以降皆心有灵犀地按此潜规则收徒。孔圣人一号弟子颜回出身寒门，但天资聪慧，学业进步，奈何天嫉英才英年早逝;二号弟子子路身怀绝技，贴身服侍孔子，照顾孔子的一切衣食起居，尽管学识较差，但并不影响老师评价其“已造乎正大光明之阶堂，特未深入精微之奥室耳”;三号弟子子贡出身巨贾，为孔子大肆操办身后事，并守孝三年。

一些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也深知本校老板在招收学生过程中的偏好，也顺势而为，要求导师招收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时向学校付钱买人。招收第一个学生最便宜，给学校几百元即可，每多招一个学生向学校教的经费就呈几何级数增长，能一届招得起三个以上博士生的导师一定是争夺科研项目和经费最厉害的殿堂级博导。

所以考虑到制度因素，不能因此将过多的负面评价发泄在老师身上，老师也是需要养家挣钱的凡人。从个人经验直观来说，大部分高校教师无论是学术和道德素质都是能够守住为人师表的基本底线，是重视个人学术声誉、爱护学生、珍惜道德规范的。北京某著名学府一位学境高远、专心科研的博士导师每年只招一个博士生，而且最好是在职的，因为在职的不用给学校交钱。该学究不屑于争取项目和经费，对研究也喜欢亲力亲为，不愿学生代笔，对学生的指导也是有教无类。

与长期见诸媒体报端的问题相比较，更严重的反而是长期以来不被外界察觉表面程序正义实际结果往往荒谬的高校科研人员选拔问题，大量近亲繁殖现象严重，程序被潜规则利用反而更加固化了问题，上面的问题也就无法得到根本的缓解。导师对学生生杀予夺的权利在给部分学生带来困窘的同时，也必然给自己喜爱的学生带来特别的关照，将有限的资源留给这些会来事儿的学生，比如留校、评职称或私下的利益交换，一路扶持下来，使部分水平一般的学生继承衣钵成了学界未来之星。

这些继承衣钵者自然又会拼命博取各种头衔和利益，也会像自己的导师那样获取低成本的知识劳动力为自己写文章出成果，并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些成果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外界雾里看花，难以分辨他们的真实水平，只能根据知名度来进行判断，除非在某些情况下出现力有不逮的事情，才被外界看穿。但这个过程中，那些不会来事儿的人往往被边缘化，个别特别“愚钝”的更处事艰难。

这种“老板制”培养模式尽管长期为学术界内部所诟病，但由于其带给既得利益者的收益惊人，成本低廉而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固化下来。若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只能试着分散导师教授对学生的专属管理权和命运的掌握，并扩大监督和投诉处理的透明度。

最后转述北京大学何怀宏总结小说《斯通纳》的一段话，“马斯特思曾经有一次很郑重地讨论他所理解的‘大学的本质’，他说大学其实是一个“庇护所”，是这样一些人的‘庇护所’：这些人无力、或者不愿在外面的世界上竞争，不想在政界、商界竞争，甚至就是外面世界竞争的失败者，是外面世界的‘弃儿’。如果这样的人在大学越来越少乃至近乎绝迹，那也就是大学灵魂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