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学

昨日，记者了解到，刚刚恢复自由身的曾爱云不认同法院对他“证据不足”而判决无罪的理由，已决定提出上诉，要求法院重新作出无罪判决。

7月21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发生在12年前的“湘潭大学研究生杀人案”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曾爱云无罪，另一被告人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2003年10月，湘潭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周玉衡校内遇害。11月，同为该院研究生的曾爱云、陈华章两人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法院此前认定，被告人曾爱云因和死者周玉衡喜欢同一个女生李某，对此比较烦恼，并多次向好友陈华章表示想教训一下周。而被告人陈华章和周为同门师兄弟，因导师偏爱器重周，陈华章心怀嫉妒，遂与曾爱云合谋杀害周玉衡。湘潭中院2004年至2010年三次作出判处曾爱云死刑、陈华章无期徒刑的判决，湖南省高院维持过一次死刑判决，被最高法院发回重审。

2013年4月17日，湘潭中院第四次一审本案，今年7月21日做出一审判决。按湘潭中院新闻发言人的解释，对曾爱云无罪判决的依据是：全案证据存在较多难以排除的疑点和矛盾，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记者了解到，曾爱云和律师将就以上判决提出上诉。曾爱云认为，法院认定他无罪的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错误的。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二)项：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的规定予以纠正，还上诉人的清白。

曾爱云说，相关上诉材料会于近日提交，他需要的是一份真正的无罪判决。

曾爱云：我要的是彻底的清白

获释

外面的各种变化都跟自己没有关系

新京报：重新获得自由的这些天是怎么度过的？

曾爱云：7月21号出来，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做的最多的是见亲戚朋友，回到老家，好多人都来看我，大家都为我高兴。很多人都是10几年没见了，很多亲友见到我就掉眼泪，劫后余生的感觉。

新京报：对你来说，哪些变化冲击最大？

曾爱云：变化是天翻地覆的，建筑、交通，跟记忆中完全不一样了。我老家只是个山村，但是回村子那天，还是找不到家，新盖了很多房子，只能在脑袋里一点点搜寻残存的记忆。

所有变化都冲击我，外面世界的这些变化，自己这十几年是被隔绝在外的，所有变化好像自己都没参与、都跟自己没有关系，这最冲击人。

新京报：十几年被羁押的日子对现在生活有影响吗？

曾爱云：很明显的影响是睡觉，在里面的时候早6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天天一样。回到家里大家都很高兴，有时候夜里很晚才睡，但不管多晚睡，早晨到那个点儿非常机械地就醒，再睡不着了。

新京报：亲友们都说些啥？

曾爱云：说我变老了呗。年纪老了十几岁，那时候还是小伙子，这是很直观的。不过亲友们跟我说的最多的是，我很坚强，挺了过来。好多人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诧异，他们觉得应该更惨一些。(笑)

申诉

一级一级地盼望，一级一级地失望

新京报：2004年第一次判处死刑时的想法是什么？

曾爱云：就觉得进了那个门，命就不是你的了。刚开始想，警察说我杀人了，检察院、法院在之后判案子的过程中应该能发现问题吧，但是都没有。

所以第一次判死刑的时候，就是又无奈又绝望。但那时候因为总被审讯，对我来说也是无休无止的折磨，所以死刑判决出来的一刻，也有一瞬间想：死了也好，死了就没有痛苦了。

新京报：之后开始了漫长的申诉？

曾爱云：是，想死的想法很快打消了。我5岁时候就没了爸爸，妈妈一个人拉扯我长大，把我培养成村里第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研究生，我不想她作为一个杀人犯儿子的母亲活着。对我自己来说，我也不想被诬陷。后来律师介入，就开始申诉了。但是中间有七八年的时间，一级一级地盼望，然后一级一级地失望，湘潭判了死刑，到了高院，发回重审，这是一点希望，但是发回重审之后又是死刑，后来湖南高院也核准了死刑，案子到了最高院。

新京报：这里面有个插曲，说是最高院不核准死刑的通知到了你手里你激动地当做宝贝，连自己的律师都不敢给看？

曾爱云：什么是命悬一线？那就是。可能对于那些法官来说，给我的不过就是几张纸，但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命。

除了不断上诉，我还在里面给各级政法机构、律师等各种各样的人写信。我没有别的请求，就是求他们仔细看一下我的案子，就仔细看一下，在很多信里我都有写，我不是怕死，我也不怕等。即使最后我死在看守所里，他们能还我清白，我也认。

转机

熬到这一天，还算幸运的

新京报：这12年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候？

曾爱云：2010年前后吧，到大概2012年。那几年几乎就到这条命的临界点了。身体和精神都非常差，没有任何免疫力，几乎一直都在感冒。躺在床上每一根骨头都疼，几乎把药当饭吃。对我来说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所有的情绪压在心里，最后也爆发出来了。有时候开庭，我就不管不顾地骂出来。提审的时候，我使劲用手砸捶铁栏，那时候身上都是伤，觉得不发泄出来整个人都能被憋死。

新京报：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曾爱云：我们在里面，对国家政策变化什么的感受非常明显。到了2013年，国家开始陆续出台文件，各地的一些冤假错案也陆续得到处理。律师也跟我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写信给我说我的案子翻过来是特别有希望的，让我坚持住。

还有特别感激的是看守所的管教，他们看到下发的文件，会特地抄到纸上带给我，鼓励我坚持。

新京报：接受到这些讯息时的反应是怎样的？

曾爱云：锻炼身体。当时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把身体搞好，才能等着最终的结果。所以就开始积极锻炼，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曾爱云：我很庆幸，像出来之后亲戚朋友跟我说的，我熬了过来，等到了这么一天，还算幸运的。细想一下，我的遭遇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里肯定不是孤例，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没等到这一天。想想还是挺恐怖的。

我很感激法律的进步，法治环境的变化。至少我的声音能被听到了。一个能听得进我们这些人声音的环境，是能够避免很多悲剧的。

无罪

“我要的是彻底的清白”

新京报：7月21日被宣布无罪，这个判决对你意味着什么？

曾爱云：可能是等得太久了，没有更多的喜悦。而且对我来说，这次无罪判决并不是终点。那天宣判完我就跟律师商量了，要继续上诉。

新京报：你对这次判决并不满意？

曾爱云：宣判里说的是我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几个字，我决不接受。这件事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我不希望我背后有人说“放了他是法律进步了，他杀没杀人没人知道。”

我要的是彻底的清白，不能套一个疑罪从无的法律概念，让我在外面还以一个罪犯的身份活着。所以我要坚持上诉。

新京报：案子中还涉及死者的女友，因为你的案子，她也因伪证罪被判缓刑，想过要联系她吗？

曾爱云：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案发的时候，她来看守所给我送衣服，也不让见，后来就再也没见过。案发当天我们一直在一起，只是因为说了实话，她就被定罪，人生也被改写了。

但是如果我当时不认罪，她就不会被牵连了，有时候我也憎恨自己的软弱，是我的软弱害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