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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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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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07 21:03
楼主
《今传媒》创办之初,已有较多的省级新闻传播学的期刊,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现在能够跻身于我国新闻传播期刊之林,且地位比较稳固,颇为不易。借这次调整栏目之际,我谈谈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建设问题。
国人知晓有新闻纸,可以上溯到183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文期刊《杂文篇》第2期发表的101字小文章《外国书论》和1834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第3期上发表的332字的小文章《新闻纸略论》。 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知道了新闻纸,为了向光绪皇帝游说新政,写了不少文章,其中著名的是梁启超于1896年发表在上海《时务报》创刊号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章伊始是这样一段话:“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同则陋,……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那时西方主要国家的大众传媒,已经从党报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报纸根本没有梁氏所说的“通上下”的作用,它的主要职能是满足公众对新闻的需求。各国政府均有有效的信息传达和反馈渠道,从未听说过他们了解民情主要依赖报纸。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传媒到了中国,一开始就被一帮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其功能中国化了,要求报纸成为政治改革的工具。光绪皇帝也正是在这种对报纸的认识基础上,力挺新式报章。 1899年,通过翻译出版日本人松本君平的书《新闻学》,国人知晓有这么一个“学”。然而,此前梁启超关于报纸功能的认识,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不同党派的中国人,形成了中国政治新闻学的传统。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1918年徐宝璜将在美国学听课学来的新闻学,用中国的语言和实例讲述,在《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加以介绍,国人才比较清楚地知道了学术新闻学的模样。随后,多位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学术新闻学的建设既定了基础,其代表人物首推戈公振;30年代的黄天鹏为整理新闻学已有的积淀做了许多工作。 然而,以救亡为主旋律的社会革命很需要传媒为其服务,于是,学术新闻学在中国没有获得较为适宜的成长环境,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在革命战争结束之后很长的和平时期,仍旧统治了中国几十年。于是,中国的新闻学长期停留在“××性”的一堆词汇里转不出来。“新闻无学”油然而生,这怪不得谁,是历史情境造成的。 现在,我们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已经30多年了,一些新闻学的文章仍然停留在使用一连串“××性”的水平上,仍然用较多的政治套话填充新闻学的文章。这种情形需要我们检讨,如何回归新闻学的学术本位。胡锦涛2008年要求“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2009年提出“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可是到了具体的宣传部门和媒体,回归新闻学术的思维变化,似乎没有跟上趟。其实,新闻学的历史研究、业务研究现在已经相当学术化了,目前改变不大的是新闻理论。而理论带有指导意义,它的以不变应万变,使得新闻学给外界的印象,很难与其他有着自身系统专业术语和研究体系的学科并驾齐驱。 当我国的新闻学研究被政治化的时候,所谓传播学,只是作为批判用的一些油印翻译材料,知道的仅限于几位研究外国新闻业的老师。直到1978年7月复旦大学出版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期、发表首篇传播学译文的时候,译者还要加上一段大批判的话:它“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群众、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同年10月日本传播学者内川方美教授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方安排的翻译无法译出关于传播学的话语,因为翻译们没有这方面的词汇接触。 现在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它成为新闻学界的热门研究对象。其实,传播学不过为新闻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认识新闻传播的学术背景,它研究的是人类传播现象,视角与新闻学的差别还是颇大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总是被讨论,而且永远没有结论,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不成立的伪命题。新闻学界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学系,仅仅在于研究的都是信息的传播,除此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传播学为新闻学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方法论和认识问题的深度视角。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几乎无所不包,与人文-社科的不同领域都有关联,新闻实践涉及的是整个社会,同样需要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学”的联姻对于新闻学来说是有益处的。 可喜的是,现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正在全面回归学术,仅剩下新闻理论领域还有些僵化,需要再努一把力。为此,各新闻传播学刊物,有责任推动新闻学研究回归学术,拒绝套话空话文章,带头创造出一种良好的认真研究学术的氛围。 新闻传播学的期刊较多,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严格的学术性质的刊物;与新闻实践联系较密切的工作探讨性质的刊物。前者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国际新闻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大学》、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传媒大学的《现代传播》;后者的队伍就庞大了,《今传媒》亦是其中的一员。 如何办好后一类的刊物?关键一点是要把握好学术研究与现实新闻实践中问题的结合,有一批能够对各种现实问题及时做出学术化阐释的作者(不论来自学界还是业界),这一点做好了,刊物可以在学界、业界同时取得良好的声誉,拥有较大的发行量。如果不在这方面下功夫,而把重心放在收取版面费获得收益,也许刊物会有收入,但声誉就毁了。现在拿起一份新闻传播学的刊物,如果目录数页,均是密密麻麻的文章篇目,栏目设计比较随意,但厚度非凡,就不必费心看了,其中像样的文章很少。 这方面做得成功的是上海《新闻记者》月刊。它的文章不是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但是很有学术味,以业界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学术层次定位,文章能够给人以启示,对业界刚刚发生的问题及时跟进加以阐释,随时为最新的关于现实事件的分析文章调整编排。同时,能够提供及时而丰富的各种本行业的资料。做到这些,与编辑人员思想解放,有探讨问题的理论勇气是分不开的。思想不解放,不可能抓到新颖的话题,自然也就没有了读者群。该刊良性运转30年了,换了几任主编,但是传统被继承了下来,因而拥有大量的学界和业界订户,不但不收版面费,而且还能发出稿费。 《今传媒》已经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新闻传播学期刊,希望能够发展成为西北地区的《新闻记者》,在新闻传播实践研究和适度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方面同时获得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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